全州决策咨询工作座谈会召开

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即日常生活世界、公共生活世界、组织生活世界以及虚拟生活世界。

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其问题意识、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都比较容易凸现。此外，很多牵涉到公民权利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也存在着可办可不办的空间，这就出现了依法刁难问题，[13]拿到好处就办，拿不到好处就不办成了极少数人的工作信条。

由此可知，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实际上拥有着法律解释权(以下简称：解释权)。然而，这种统一，其实只涉及对人权保障和解释问题的认知，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人权的实现需要通过有权解释来理顺权力与义务、权利与权力的关系，[20]需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保障人权的实现。为了让法律的实施者遵循法律的意旨，他们就必须不仅要服从法律，而且要服从更强的力量——这种力量本身可能是非以法律形式呈现的。角色关系的多重性为个人话语权提供了选择的余地，也决定了话语权的多重界定。

否则解释权的任意行使将使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和人权价值难以落实。就制度建设来说，目前迫切需要制定法律解释法，不然就很难把执法、司法过程中实际存在的法律解释权纳入制度可约束的范围。需要意识到，权威不能仅仅因权力而获得，还应该因尊重和保障人权而拥有。

其二，人权保障有很多具体的措施，主要是制度保障、机制体制保障、对侵权行为的处罚、对损害的救济、人权保障行动计划、人权保障评估等。现有的人权保障研究可分为行为、主体和制度三种。这一原则是一种责任或义务性规定，明确了国家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责任或义务主体。人们需要意识到，任何法律运用都不是单一法律方法的运用。

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制定法律解释法，对解释权行使进行法律规制，但在法律解释法出台以前，应尝试从法律方法或者法律思维规则的角度制约解释权，强化对解释权行使的法律价值、人权观念的阐发。(四)形成人权保障的法律解释规则 这些年来，人权实现的保障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现了由价值体系到制度的演变。

更为严重的是，它颠倒了民众和政府的主仆关系，取消了政府的责任，从而使万能的政府更加任性，擅断的权力更加恣意，这与人权保障的要求相悖，与人本政府建设的要求相悖。这一事业的达成以确认人的尊严为条件，以维护人的尊严为目的。此外，很多牵涉到公民权利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也存在着可办可不办的空间，这就出现了依法刁难问题，[13]拿到好处就办，拿不到好处就不办成了极少数人的工作信条。一般包括个人的生存权、劳动权、受教育权和获得社会保障权等。

特别是中国的机械司法和执法者，内心往往缺乏法律方法的意识。秩序具有压倒其他价值的分量。法律意义的整体性以及解释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指引和体系解释的必要性。[28]同时，人权保护需要其他规范与之匹配。

执法者、司法者不仅要恪守尊重保障人权的法律规范，还应该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价值的实现。以往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对制度的完善，而对实际存在的解释权以及对解释过程的规制研究不足，出现了立足解释权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研究的缺失。

法律思维规则属于该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法律人都承认和接受的规准或规范，是法律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律人所必须掌握的一种内在技艺。(4)在评判标准上，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

只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最重要的主体，不仅自己要带头尊重和保障人权，还要督促社会组织尊重和保障人权。更有甚者，还存在以解释的名义帮助不法当事人获取非法利益的情形。人权的实现需要通过有权解释来理顺权力与义务、权利与权力的关系，[20]需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保障人权的实现。[34]王一鸣：《科学发现的解释权及其寻租问题》，《科学学研究》2011年第12期。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对解释权行使的宪法性和原则性规制。现实中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对意义模糊、矛盾的法律含义的解释上，而且已经蔓延到很多法律条文规定明确之处。

对非法持有、买卖枪支罪中的枪支的解释，只考虑法律用语的意义，而没有思考对人权的保护以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等体系要素。为了避免歧义，笔者于本文中以加引号而表示特定含义的解释权与我国目前的法律解释体制中的解释权相区分。

法治思维 法谚有云：法无解释不得适用。解释权的行使是一种思维活动，无法完全通过行为规则来约束。

缺乏价值指引、有效监督和规则约束的解释权，有时会偏离人权保障的宪法要求。2010年5月，王国其被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以非法买卖、运输枪支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随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以维持原判结束了二审程序。

(3)在结构内容上，坚持稳定性与包容性的统一。如今，法治已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做法得以提倡。解释权不仅需要依文义解释的方法依法开展，还需要把人权价值融入其中。就制度建设来说，目前迫切需要制定法律解释法，不然就很难把执法、司法过程中实际存在的法律解释权纳入制度可约束的范围。

这是建立在以辩证法为核心的认识论基础上的统一，对全面、正确认识人权有重要意义。自由、平等、民主以及人权保障均属于法治价值，在解释权行使过程中如果不顾及人权保障价值就会招致人们的批评，这体现了人权作为话语的权力。

法律解释规则在有些著述中也称为法律解释的准则。因而，要满足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解释权的审慎行使就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然而，在我国目前的解释权运行实践中，有些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注意到人权价值的指引，也不重视体系解释、目的解释方法的意义。所以，对那些在思维上不明显的权力寻租，就很难靠对行为的制裁来解决。

禁止法官解释法律的尝试已被法律发展史证明为不可行，同时，行政权所处理的事务覆盖面极为宽广，且行政机关数量远远多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这就决定了行政机关作出的法律解释内容广泛、数量众多、层次繁复、形式多样。[8]转引自[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页。然而，对于尊重人权来说，如果没有思维方式或解释方法的支持，有可能成为法律名义上的道德要求。法律解释是有权解释，攸关执法判案之合法性与妥适性，因而须依法据理地开展。

【期刊名称】《政治与法律》【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 进入专题： 法律解释权 尊重和保障人权 。这一宪法原则的落实不仅需要相应的法律解释制度，还需要相应的法律思维方法的支持。

目前，我国在《立法法》中对法律解释权作了一般性的规定，认为其属于法律的废、立、改、释之中的释法性权力。[7]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的是对良法善治的追求，然而只关注法律规定，解释权的行使者却走向了良法善治的对立面。

以人权保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有文章2769篇。之所以对人权保障研究较多，原因有以下几点。